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每年开学季，这首熟悉的古诗就会在教室中响起。自从上世纪50年代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是吟诵着《咏鹅》走出了童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中语室副主任朱于国说，《咏鹅》编入的“秘密”在于，它所透出的审美特质是孩童式的，正因为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几十年来，语文课本都将其作为打头的古诗编入。
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教科书独特的魅力。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课本。
而在不断探求学科规律的同时，“改革创新”成为建国70年来教科书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拿德育科目来说，从“政治”“思想品德”到“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再到今天的“道德与法治”，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教材背后反映的观念和时代。
人教社图书馆书库开辟着一个单独的区域，专门存放着建国以来甚至是清末民国以来的教科书。密密麻麻的教材整齐地排列在白色的书架上。作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知识载体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浓缩，它们见证着教材建设和教育改革的足迹。
语文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文道之争”。
1959年6月，上海《文汇报》开辟专栏，开展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拉开了语文教学“文道之争”的序幕。两个月后，讨论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全国多个省市，不少地区和学校专门组织了研讨会，《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文章。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语文教学到底应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还是以语言训练为主，还是“文”“道”并重。
其实，这场讨论的爆发蓄势已久，此前，语言、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已经争论了近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共和国教育面前的第一道问题就是没有统一的教科书。1950年12月，为了统一编写出版新教材，出版总署、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从此承担起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历史重任。
在文化干部奇缺的年代，人教社逐渐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专家、教师、学者，参与教科书编写。他们以老解放区的教材为基础，迅速编写了新中国的第一套通用教材，于1951年秋季陆续供应。之后在1956年，又根据新中国第一部教学大纲编写出了一套全新的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语文教学的质量一直不令人满意，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对语文学科的教育目的认识不清，把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混合，致使两败俱伤。此后几年，中学语文界开始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研究和准备。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一场具有开创性的改革拉开序幕。决策层之高，酝酿时间之久，编写准备之充分，指导思想与编排之新颖，均前所未有。
这套教材受到了师生广泛欢迎。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语文教育专家庄文中当时正在上高中，他翻开文学第一册的课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映入眼帘，那种新鲜感跨越了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分科教学的实验随着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的开展戛然而止，匆忙编出的“应急”语文课本再次选入大量政治时文，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政治性功能，这成为“文道之争”的主要背景。
经过“文道之争”这场大讨论，语文界基本统一了认识，承认语文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得到认同。此后，除“文革”期间造成的摇摆外，语文的“文”与“道”不再是主次之争，而是如何在教学中统一。
这场大讨论为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人教版第四套教材的出台指明了方向。大纲开宗明义，首次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强调重视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训练，并搭建了阅读、写作、文学、语言等语文教学内容的框架。“这完成了对语文学科认识的第一次跨越。”庄文中说。
从文道之争，到“工具性”占上风，到九十年代改变语文的纯工具性的理念，赋予语文的文化内涵，再到新世纪提出语文的“人文性”，到统编语文教材担负起“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随着对语文科目、教育现状、育人目标认识的深化，“语文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也成为70年来各科教材始终与时代同行的缩影。
教科书里有了朦胧诗，李雷遇上韩梅梅
1977年，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复出伊始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这年冬天，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迎来了570万从工厂、农村、部队赶来的考生。
高考恢复了，然而却没有合适的教材。
于万千头绪中，邓小平敏锐地把目光放在了课程教材建设上，多次疾呼教材改革。在1977年8月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1977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召开，几百位专家齐聚北京，编写“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随后，人教社逐步恢复到“文革”之前的规模。
1977年夏天，像其他被调来编写教材的教师以及从全国各地调回人教社的老编辑一样，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英语教师刘道义赶来人教社报到，从此与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时间紧迫，英语编写组借调的14位教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个个全力以赴，似乎想把被压抑了多年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刘道义回忆说。
这套崭新的各学科教材于1978年秋季发放到了中小学新生手中，对于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教材恢复了孔子、孟子的历史地位，中学数学课本中首次出现了“微积分”，并参考了当时国外教科书编辑的一些先进经验。但由于对“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现状估计不足，这套教材普遍存在深、难、重问题，也造成了此后十几年不断压缩、精简教学内容，降低、限制教学要求的情况。
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义务教育法》。新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随之颁布，催生着酝酿已久的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的诞生。
人教社在这个时期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不断承担国家和教育部的重点课题，加强教材编写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新编的义务教育教材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力图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安排教材结构，循序渐进地学习。在强调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充分关注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并出现了教师教学用书、自读课本、录音带、幻灯片等立体化配套教学资源。
“经过时间检验，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并不多，选出真正文质兼美的作品不容易。”庄文中说，在为上世纪90年代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时，他浏览了大量诗歌选本，抱着实验的态度，将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选入其中。
未曾想，这首富有时代气息的朦胧诗大受欢迎，引起了热烈讨论。当时河南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还引导学生自己创作诗歌作品，并寄给了舒婷，舒婷特意回信鼓励，让师生们非常兴奋，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这也促使教材编辑们进一步思考教材内容的经典性和时代性的兼顾。
外语教材编写也在不断创新。1985年，教育部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科调查，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结果显示，中学生英语水平偏低，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语一度被视为“小语种”而取消，曾经，全国仅剩几百名英语教师。1956年后，英语教学才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留学潮激起了第一朵浪花。198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每周二、四、六晚上及周日上午开播《跟我学》节目，为国人打开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中国掀起一轮英语热。
1984年，英语正式以一门主科的地位进入高考。4年后的秋天，人教社获准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合作，合编一套初中英语教材。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1993年秋季开学，李雷、韩梅梅、Jim、Lily 、Lucy，还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Polly，开始与全国的初中生们一同成长。
“LiLei(李雷)和HanMeimei(韩梅梅)是中方编写组起的名字。”刘道义说，之所以叫Meimei，是因为觉得中国人喜欢起两个字的，把名double一下，就是小名了，这样比较好听。Lily、Lucy、Jim还有鹦鹉Polly等外国名，则都是英方高级顾问格兰特起的，同样是故意使用最普通、最好念的名字。
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引起了孩子们的思想共鸣，以至于镶嵌在记忆里，成为整整一代“80后”长久的集体回忆。
同样亲历过这段教材编写岁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英语编辑张献臣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教科书编者，最大的幸福，该莫过于此吧？”
从知识本位走向核心素养
16开大小的书页上，“天地人”“你我他”6个楷体字分两行呈现，占据了书页的三分之一。为配合课文，背景图画用了现代画家傅抱石的国画作品《一望大江开》，寥寥几笔，勾扯出天地广阔和人的渺小。
2017年9月，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识字课，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1）班的学生们捧着新的语文课本学习这6个生字，字的周围没有拼音。
拼音学习被安排在了一个多月后，看似简单的顺序调整，实际上体现了把汉语、汉字摆回第一位的理念，“拼音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具，不是目的。”统编版语文教材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说，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帮助孩子们建立对汉字原初的感觉。
与清华附小的学生们一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的学生们都拿到了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3个科目的教育部统编教材。2019年9月之后，“统编本”三科教材覆盖了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同时，统编高中三科教材也在全国六个省份投入使用。
这是“一套”站在新时代历史节点上的教材，背后是140余位编者耗时多年心血的“国家行动”，也是一场为学生打下“中国底色”的筑基工程。教材坚持德育为先，加强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尤其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相比此前的“一纲多本”教材，统编语文教材增加了文学体裁，注重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整本书阅读；历史新教材以史实为基奠，强化国家认知；道德与法治（高中为《思想政治》）新教材着重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公民意识。这成为新世纪以来教科书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时间回到新世纪初，2000年年底，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重任。站在世纪之交的拐点，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1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拉开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深刻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在这次课改中，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的自主权大大增加，一批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设，增设了选修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音体美课程逐渐开齐开足。启发式学习、参与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新的教学方式，让“教与学”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诸多探索和研究凝结为“核心素养”一词。
所有改变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培养学生适应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和素质。
十几年后，当三个科目由“多”变“统”，并非是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其释放的信息清晰而明确，是着眼于时代要求，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义务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角度来抓好教材建设。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员会。
翻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重要文件可以发现，时代的发展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不断深化，加之学科自身发展的经验总结、教材编写者的思想变化和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共同推动着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科书的变革发展。
70年来，教材每次革新都走在了教育改革的头阵，可以说，一本教科书既要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又体现时代特性、面向未来，承担着提升教育质量的重任，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对教材的理解已有了全新的视野。教科书的功能不再是标准答案和知识的承载，而是激活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的源泉。新世纪以来教育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加快了教材数字化的进程。封闭、静态、平面、保守的教材观正在被打破。教科书正从传统的注重学科知识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走向关注学生能力发展、走向立体交互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编了多年教材，并曾主持制定1996年版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今年81岁的庄文中有了“看山不是山”的体会。在他看来，语文教材并非只是指单纯的知识、技能，而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与教学和素养、教师和社会等因素紧密相关，它的角色更像是一粒种子，把知识埋在学生心中，伴随学生身心发展而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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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出版总署、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开始履行为全国中小学生编写教材的历史使命。
1951年秋，新中国的第一套通用教材编写完成，陆续在全国供应，开创了全国使用统一教材的格局。
1977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召开，确定编写“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决定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教材制度从“国定制”跨向“审定制”。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200l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再次对教科书制度作出明确指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
2017年9月1日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三科教材——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投入使用。
2018年5月，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层面推进教材建设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9年9月，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同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海南、辽宁六省市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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