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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视点:室友为何成最亲密陌生人

“你最好的朋友来自哪个阶段?”面对这个问题,在受访的100余名大学生里,却有超过80%都回答是“中学同学”。

“毕业以后,你还会和大学的室友联系吗?”

“也许会,出于功利的目的。”在上海一所大学读大四的夏黎想了想说,“但更多的可能不会。毕竟大学4年,和寝室同学从来都称不上真正的朋友,大家应该也会心照不宣地不再联络了。”

寝室同学关系成了“容器人”

听说复旦投毒案时,夏黎很惊讶,第一反应是开玩笑说“谢室友不杀之恩”。但在读了案件的报道后,她渐渐“有些理解”了:“像这样的寝室矛盾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日积月累形成的。这个案子,只不过是用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在武汉大学担任辅导员的陈菊平说,在他的学生中,宿舍人际关系紧张的有不少,经常有学生来找他反映问题,要求调换宿舍。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卫生习惯、家庭背景的不同造成的。

“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夏黎细数着自己和身边人遇到的寝室矛盾:有人喜欢深夜淘宝、看电视剧,电脑屏幕的光会影响别人睡觉;有人走路时爱跺脚,敲门的声音特别大,或者用脚踢门;有人睡得太晚,有人起得太早,有的同学脚臭,有人则晚上睡觉会打鼾;有人会质疑平摊水电费的数额,有室友在暗中是学习上的竞争对象,互相较劲……

有时候,常常被外界景仰的“学霸”在寝室里也会成为被讽刺的对象。华中科技大学的谢刚说,每当自己背着书包去学习时,被某个同学撞见,对方就会用奇怪的语气说“又去自习啦”。“这让我感觉很别扭,他自己不去自习,也不愿看到别人去上自习。”谢刚说。

就是在这些细小的争端中,不少人逐渐习惯不再对室友交心。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刘彦的印象中,寝室同学关系还不错,也偶有“卧谈会”,但聊天的话题仅限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即便是这些“形而下”的方面,她也会谨慎地“不去涉及价格”,因为大家消费观不同,稍不注意就会攀比。而人生理想和目标、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感触,则都属于“绝对不会聊的内容”,因为容易引起利益冲突。

“寝室聊天都是聊八卦,不会说掏心窝子的话。”在仰恩大学2011级的林雅看来,最典型的“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自己对未来的计划,这是聊天的禁区。

她经常想,寝室同学关系有些类似日本学者所说的“容器人”:人就像是透明的玻璃罐一样,不断接受外界的信息,但内心世界却是封闭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如果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两个容器就会发生碰撞。

目睹这样的一些同学关系,总会让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感到诧异。“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奉行个人主义,更多地考虑毕业后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自己读大学时则是“集体时代”,闲暇时间,大家就集体去看电影、郊游,同学们的偶像都是中国女排,目标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除了父母的关爱外,看到更多的是竞争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情感、经历,就像企业的经营者不愿意与竞争对手分享商业秘密一样。”乔新生说。

期末考、保研等关键时期矛盾最突出

寝室关系的演变,在已经当了12年大学辅导员的张帆看来,尤为有趣而深刻。1994年,张帆自己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对那时有些羞涩的他来说,周末的舞会是最能锻炼勇气、胆量和交际能力的场所。

而十几年前的学生,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表现出比现在更“和睦”的状态。“过去的学生经历多,大家庭里可能还有兄弟姐妹,要处理邻里关系,也看到过父母的坎坷经历,知道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考大学也不容易,所以他们比较互相忍让。”张帆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一些学生最大的特点则是“个性鲜明”。“个性是中性词,但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往‘脾气不好’上偏。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家里也是独门独户,和邻居不认识,往往受不了一点委屈。志趣相同是闺蜜,意见相左则冷漠,如果有矛盾或不合自己意愿的事情,就会下意识地自我保护或反击。”

张帆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往往不会让老师和家长知道,而是倾向于私下解决,更多的则是搁置下来、让时间冲淡一切,但却往往导致积累到一定程度,“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如今的校园环境,也已经与当初不太一样了。在奖学金、助学金申请时,在期末考、保研等关键时期,往往是班级和寝室矛盾最突出的时候。奖、助学金的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万元,而考试成绩,则与保研、出国、找工作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这些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机会含金量增加,大学里的同学关系开始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就读于重庆大学的刘昊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班里每次都考第一的女生和总考第二的女生一直都形同陌路,平时聊天时,只要有人谈到“第一”,“第二”就会自动退出讨论。到了评国家奖学金时,两个女生不相上下,“第二”女生便找到院办和辅导员百般哭诉,最终,辅导员便提高了她的课外活动成绩,让她的总分上升到了第一位,取代“第一”女生拿到了一等奖学金。从此,两人更加势不两立。

李燕今年在一所二本高校读大三,家里一直很贫困,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但就因为害怕被室友孤立,此前两年,她甚至都不敢参加国家助学金的申报。同寝室的同学即使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但每当申请国家助学金时,不管谁递交申请,寝室同学都会冷言冷语,似乎这些人都不应该得。

李燕说,如果看到同寝室有人拿了助学金,其他人都会聚在一起说风凉话,“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缺钱,或者自己想拿,他们也没有参评的资格,但就是看拿的同学不顺眼。”

在社交媒体创造的“舒适区”里逃避人际交往

刘昊发现,身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同学开了微博,却从不和自己的室友互粉,每当和室友有矛盾后,就会在微博上“吐槽”,以此来发泄情绪。

刘彦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爱熬夜玩游戏的室友,有次又玩了一通宵游戏,她觉得太吵睡不着,便赌气下床,抄了一夜的笔记。她没有当面指责对方,而是将自己的不满发在了微博上,随后,也有班上其他同学看到,并告诉了那名玩游戏的同学。“但她还是自顾自地打游戏,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刘彦说。

对湖北大学的杜琼来说,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似乎已经超过了与身边同学交往的需要。“坐在一起吃饭经常没有话说,都是各玩各的手机,看到好玩的段子,才和大家说一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余晓莉认为,新的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室友关系更加弱化,也创造了一个“舒适区”,使得一些大学生开始更加逃避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大学4年,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200多个号码,为了接收通知的需要,微博、微信也加了不少人,但估计一毕业就都成了‘僵尸号’。”夏黎说,毕业以后,她的微信朋友圈应该也会屏蔽包括室友在内的班级同学,因为不希望被了解到自己的近况和心路历程,“这种感觉怪怪的。”

她也感叹,“室友本来应该是最亲密的朋友,但有时候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社会阶层分化凸显在日常交往中

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也有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学生之间相互嫉妒、挤兑,“说得好听是竞争意识,其实是失去了公平竞争的责任感。”

在夏琼看来,部分学生的自我意识的确有偏离的趋势,“自我意识是什么?是自私,还是自我履行责任意识?是简单的不择手段的维护自我利益的意识,还是有自我承担能力、勇于负责任的意识?”

她觉得,这也许是被功利性的教育影响过深的结果。“自我意识和换位思考不是对立的,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时候,还要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夏琼说。

“崇尚自我、以自我为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只有在乎自己,才有可能在乎他人。”乔新生说,“但是,如果过于在乎自己,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每次面对学生调换宿舍的请求,陈菊平基本上都不会同意。“我不赞同换宿舍,你在一个宿舍待不了,去另一个宿舍还是待不了。换宿舍没法解决问题,关键是对群体生活的认知要提高。”

刘昊觉得,身边凡是人际关系处理比较得当的,大多是性格不那么要强,又懂得一些交往技巧、能够迁就别人的同学,他们喜欢帮助别人,经常借人课本、帮人取快递。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宏忠则认为,高校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实是社会的缩影:更注重社会契约,更有维权意识。“加之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异质性的凸显也反映在大学生的交往之中,这种改变是必然的。”

张帆则觉得,学生需要接受更多人文学科、伦理学方面的教育,需要全面地培养心智,不能光有智商,要同时有情商。而现在学校一些化解矛盾的措施却停留在“假、大、空”的层面上,难以有效和深入,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但问题出在多种原因上,也不能把责任全归咎到学校这一个社会链条的环节上,需要家庭、社会群策群力,输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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