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师角色是高校的聚焦点。大学教师的角色定位、内涵及外延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产生着变化。自古代到现代，大学教师的角色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来讲，中西方大学教师都经历了从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思想的政治代言人到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引领者，再到现代社会集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知识创新者的角色变迁。当前，促进大学教师角色转变，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和评价制度；根据社会发展要求适当调整教师角色；处理好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的关系等。
关键词：大学教师；教师角色；角色外延；角色变迁
大学教师角色的内涵和外延
古往今来，不同的学者曾对教师角色给出不同定义：唐代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古代对教师角色经典性的论述。在瑞典教育家胡森主编的《简明教育百科全书》中，对教师角色所代表的涵义作了三种解释：一是教师角色就是教师行为；二是教师角色就是教师的社会地位；三是教师角色就是对教师的期望。[1]在《教育大词典》中，顾明远先生的定义与胡森有相似之处：“教师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联系的被期望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实际角色行为；二是教师角色期望。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用规定性定义的方式将教师角色归结为：由教师的互动行为所表现的特定社会地位身份所决定的一系列的外显行为模式,既指人们对教师行为的一种期望,又指教师个体对自身的期望。[2]车文博在《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中认为：“教师角色指社会对教师职能和地位的期望和要求。它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情境中所应该表现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学者们对教师角色的界定大都谈及到两点：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对教师行为的期望。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在主要借鉴顾明远先生定义的基础上，将大学教师的角色内涵概括为：人们对与大学教师社会地位、身份相联系的行为期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的实际角色行为；二是社会及大学教师自身对教师角色的期望。大学教师亘古未变的角色是教育者，是其核心内涵。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教师角色进行了探讨，大大丰富了其内涵和外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观点有：一是周宗诚（2001年）在《大学教师社会角色论》中，从大学教师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出发,认为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是研究者、教育者、知识分子三者的统一体。二是吴兰平以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探讨知识与大学教师角色的关系 ,认为大学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和“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3]三是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聂蕙（2004年）在《论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的高校教师角色》一文中，分析了高校教师角色转换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四种教师角色，即指导者和促进者、创造者、协作者、学习者。四是在不同的学习方式下，杜伟（2012年）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角色转变研究》中认为，研究性学习应对教师角色重新定位，即研究的先行者、参与者、指导者、组织者、学习者等。由此可见，大学教师已由最初的教育者演变出研究者、创造者、指导者和学习者等角色外延。
中西方大学教师角色的变迁
大学作为传承、研究和创新知识和文化的高等学府，自古至今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大学教师的角色亦随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第一，大学教师是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思想的政治代言人。古希腊城邦中的雅典，高等教育由国家管理，国立学校的教师都是由国家派遣具有完善的德行和适宜管理的公民来担任青年团体管理人，对青年进行教育和训练。[4]公元2世纪—3世纪，雅典大学作为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在传播古希腊文化、科学和学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最具有代表性的教师是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培养有专门知识的治国人才为己任。他的学生柏拉图所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传授知识、研究学术的一所综合性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5]柏拉图以培养哲学家和军人为教育目标，认为执政者应该是“哲学王”。他最有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同样高度重视教育，主张国家主管教育，认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损毁”[6]。
我国最早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府是稷下学宫，其集咨政、议政和讲学为一体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学者和政客。自汉代起，历代高等学府—太学中的教师“博士”，除履行教育教学工作外，还参与政府的政治、学术活动。除了稷下学宫和太学，元朝由中央掌管的书院也逐渐改变了宋朝时学术研究机构的形象，官学化倾向严重，宣传国家政治思想已成为教师讲授专业知识外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教师的角色由先前的教学者和研究者转变为统治思想的宣传者和守卫者。在待遇上，自汉代以来的统治者们给予这些教师丰厚的物质待遇。明初，高等教育教师的俸禄能管一家大小的吃、穿、住、行，其待遇是很丰厚的，愿意做教师者人数颇多。[7]
第二，大学教师是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引领者。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使其成为近代大学的开端。教师最初多是教会人员，同时也是大学事务的管理者。在中世纪“学生”大学和“先生”大学两种领导体制下，教师是“学生”大学里的纯粹教学人员，在“教师”大学中管理日常教学和行政事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19世纪初,洪堡在吸收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新人文主义精神为指导,创办新式的柏林大学。洪堡强调把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研究从此成为大学重要的工作和使命,当教授必须是学术大师时,研究者也就成为教师分内的角色。[8] 1876年，美国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在全国首设研究生院，带领一批大学纷纷迈入研究型大学的行列。在其影响下，大学的研究职能和教师的研究者角色日益突出。后来，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盛行促进了大学教育理念的新发展，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颁布《莫雷尔法案》等多项法案和政策要求高等教育为美国国家和社会服务，服务职能成为大学一项新的职能，大学教师开始扮演着社会服务者的角色。[9]
清末学习西方时，我国建立起近现代意义最早的大学。后来，自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校的创办到北京大学的改革，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民国大学的搬迁，大学教师被称为“教员”，是传授专业知识的学者。此时，大学教师的研究者角色也日益显现。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认定“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0]这种对于大学教员首重学术造诣的聘任标准,并不仅仅是少数政治家、教育家的主张,而是大学教员队伍的现状,也是各大学聘任教员时的共识,即使是在政府颁布的大学教员的聘任标准中,也只是将学历和学术造诣作为惟一重要的资格要求。[11]正是这种重学术而轻政治倾向的选聘机制，促进了大学教师研究职能的强化和大学中思想的自由发展，孕育出许多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思想。大学教师群体也发生了蜕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其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当时最富有时代意识的思想潮流。他们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众情怀始终活跃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前沿，[12]是传播先进思想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引领者。
第三，大学教师是现代社会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创新者。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教师成为集教学、研究和服务于一体的知识创新者。这种知识创新既指自身专业知识的创新，也指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形式的创新。传统课堂下采用的班级授课制可让学生在短期内有效获取系统知识，但在因材施教方面存在弊端。一些学者和教师们利用互联网的优点研究新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有效学习发展服务，微课、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新的教学形式应运而生。教学形式的改变意味着教师传授知识形式的改变，教师可根据大学生的个性特点设立不同的研究课题，开展创新教学。例如：利用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课下自学能力、思考能力和课上自我反思、交流表达等能力。
当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分析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这就要求大学教师在更新自身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学习新兴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知识创新与教学的全过程。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要求推进“新工科”建设，重视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与计算机、控制、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形成“人工智能＋Ｘ”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13]近年来，一些大学教师已经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开展了教学实验应用。例如：2017年，密西根大学的教师利用团队研发的辅助评分工具M-Write，利用文本自动分析技术，借助不同的算法（如词汇匹配、题目匹配）分析学生提交的文章内容，从而找到了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对大学教师角色的几点思考
2019年2月26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 “我们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我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14]在此背景下，大学教师的作用和影响将更加重要，对大学教师的角色定位也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
第一，完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引导大学教师角色外延的发展。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完善相关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有助于引导大学教师充分认识研究者、服务者和知识创新者等角色外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历来都是自上而下的: 治理的方案是政府核定的，治理的步骤是政府推进的，治理的空间是政府释放的，治理的结果是政府可控的。[15]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政府须进一步发挥主导引领规范作用，完善师资建设政策体系，明确师资考核条件细则，为教师的发展指明方向。在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细化的过程中，促进大学教师对角色外延认识的深化，为角色转变提供方向引领和制度保障。
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和评价制度，减轻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感来源于大学生的不良表现、自身生活压力和繁重的教学任务等多方面，其中学校科学合理的激励和评价制度是减轻职业倦怠感的关键。学校评价重量化，如大学教师职称评定最终量化分解为论文、研究项目数量的多少以及论文发表所在期刊、研究项目的等级划分，假设通过实证方法就能确定各因素的结构和关系，构建出整套“指标”，从而界定出所谓的“优秀教师”“高级教师”。[16]量化的职称评定方式、“五唯”的评价导向，加剧了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使部分教师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破坏学术风气、败坏师德建设，加重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因此，学校评价激励制度要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所有教师都要承担教育教学工作；完善科研评价导向，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和注重实际贡献；尊重学科差异、岗位差异，尊重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注重分类考核评价，引领教师专业发展。[17]促进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让学术型和教学型教师都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评价，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缓解职业倦怠感，涵养学术共同体。
第三，增强时代敏感性，根据社会发展要求适当调整自身角色。新的时代发展特点和学生发展特征，要求大学教师及时根据社会要求调整角色。一方面，不同时代对大学教师的角色期望不同。从古代社会的政治代言人到近代社会的思想引领者，教师角色随时代而变化。互联网时代的现代社会对其教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又提出新的期望和挑战。这需要大学教师充分认识到新兴技术对教学的影响，积极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努力实现从教学主导者向引导者和创新者的转变。另一方面，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发展特点对教学提出新的要求。当代大学生积极追求新思想，个性张扬。准确把握新时期大学生的性格特征，关注学生思想变化，帮助其培养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也是新时期大学教师进行角色转变的职责所在。
第四，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履行好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角色。大学教师职业角色的核心内涵是教育者，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质使命。大学教师的职业性质要求其既要教育学生，也要开展研究、引领和促进社会进步。如何恰当扮演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是大学教师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一方面，研究学术要抱定宗旨，维护学术真理。“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18]另一方面，教学中要关爱学生，为学生发展着想，不可因功利性的学术研究而对教学工作敷衍塞责。要合理处理二者关系，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和善于发现问题的能力，引导大学生参与研究过程、学习研究方法、积累研究经验，促进学生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式的学习，在扮演研究者角色的同时也履行教育者的使命。（作者：檀慧玲 刘笑笑，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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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檀慧玲 刘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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